凌峰

凌峰于1945年生于山东青岛市，长于台湾，1985年获得台湾第二十届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奖，然而，他在走红之际，却出人意料地转行，酝酿拍摄电视系列片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。他之所以出此举措，原因在于，1979年元旦，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呼吁两岸进行经济、科学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的交流。1981年9月，叶剑英委员长发表“九点讲话”，强调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、旅游和交流保证“来去自由”，建议两岸为开展学术、文化、体育交流提供方便，达成有关协议。1987年，两岸文化交流终于呈现单向交流状态：台湾民众可以来大陆，大陆民众却因台湾当局阻挠而不能去台湾。
当时，台湾民众主要通过国民党的喉舌了解大陆，“不言而喻，台湾民众不可能了解真实的大陆，我希望给台湾民众新的大陆观”，凌峰直言不讳。他决意发挥电视传播的优势，连结海峡两岸民众的骨肉之情。之所以取名为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“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，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抽象的意念，是山河、故土、传统、历史，体现了悲壮之美，我所处的环境何尝不是如此？”他一语道破。
1987年，海峡两岸尚未开放，只有通过第三国的渠道，于是，凌峰悄悄赶到日本，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接洽到大陆拍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事宜，孰料，这一消息被新加坡的报纸走漏，他从日本一回到台湾就被软禁，台湾的报纸封杀他的消息，他被勒令不准上电视、不准表演，“过了一段苦日子”，他回忆道。
海外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，数月后，台湾当局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已允许他出岛。
1987年11月11日，凌峰以探亲名义终于踏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，开拍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电视系列片，亲自担任主持，成为第一位到大陆拍片的台湾艺人，撞开了两岸近40年的封冻。然而，他拍摄完毕一返回台湾，录像带即被没收。“被没收的录像带是空壳，我已预见到录像带会被台湾当局没收，返回前就把带子从轴心取下，通过各种渠道带回台湾，据此制作了片长20分钟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。”他粲然一笑。
台湾当局百般阻挠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在台湾播出，凌峰奋力反击，采取了三个阶段抗争：第一阶段抗争，举办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全岛说明会，从北到南召开群众说明会；第二阶段抗争，诉诸于街头；第三阶段抗争，在台湾的立法院召开不要让历史嘲笑我们的听证会。“两岸同样是炎黄子孙，只有一个中国，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到大陆拍摄丝绸之路，唯独台湾的中国人不能呢？为什么全世界的记者可以到大陆采访，唯独台湾的中国人不能呢？”他提出一系列质问，直指台湾当局，外电炒得沸沸扬扬。他一面顽强抗争，一面依旧往返于海峡两岸不懈地拍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。
凌峰抗争2年之久，冲垮台湾当局的一道道防线，片长1小时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于1989年6月2日终于在台湾播出，在全岛引起轰动。“台湾当局的压制越大，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在台湾播出产生的轰动效应越大”，他欣慰地笑了。1994年，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又被台湾当局无理停播，凌峰愤然绝食抗议，直至重新播放。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不仅将镜头对准大陆的山川雄姿、风土人情，更关注人的命运，以人为载体，记录历史。凌峰每年花一半时间在大陆奔波拍摄，北至黑龙江，西至新疆伊犁，南至云南边境，无论是北京、广州、南京、苏州、桂林、成都、哈尔滨等城市还是内蒙古大草原，乃至福建的“寡妇村”等偏远的小乡村，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脚步。凌峰跟踪拍摄西部歌王王洛宾，陪伴他去台湾，记录下他的生活点滴，直至过世。“过去，在台湾没人知道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是谁写的，是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让台湾民众了解了王洛宾的风采、坎坷”，他深情地说。
“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是个记录者，我更有兴趣的是记录变迁，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变迁、社会的变革”，凌峰坚定地表示。“1987年起，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就跟踪拍摄时年9岁的苏州女孩王佩瑜，她从学唱评弹到在戏剧学校学艺，直至成为京剧老生，从她的身上投影出整个苏州的变迁，因为通过人来反映社会的变迁更感性、更贴切。苏州从过去的14平方公里不断扩展，昔日的‘姑苏城外寒山寺’已变成‘姑苏城内寒山寺’，透过地理的变迁可以看到个人的变迁。”1987年的苏州在他眼里陈旧、无力，就连行走在河道里的船也是慢悠悠的，“而今天的苏州面貌焕然一新，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高尔夫球场都与国际接轨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，像这种变迁我都非常有兴趣。”他手指窗外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感慨不已。
凌峰又萌生了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全球的强烈愿望，由上海东方电视台、九洲文化传播中心、中华八千网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《新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于2000年12月30日在东方电视台首播。这部10集电视文艺专题片耗费了凌峰5年心血，在祖国大陆实地拍摄，苏州、长白山、阿里山、九寨沟等地的自然、人文、风光不一而足，以细腻的手法讲述了西部歌王王洛宾、云南著名舞蹈家杨丽萍、南京籍已故舞蹈家陶金、苏州女子王佩瑜的生动故事，其中，王佩瑜是唯一贯穿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、《新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人物。该片通过人物命运的跌宕，生动地展现了中华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，表达了海峡两岸民众血浓于水的情谊。
正是因为在大陆拍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凌峰接触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希望工程，出身于贫寒家庭的他被一双双渴盼读书的眼睛震撼了，成了希望工程的积极参与者。1991年，他发起创立了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，这是海外华人支持希望工程的第一个组织。同年，他倡议并主持了希望工程百场巡回义演，奔走于各大城市，历时7年，募捐的资金全部用于修建希望小学。1992年，他和好友叶明寿共同捐助的国内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县落成。时至今日，他发动海外人士捐资在大陆修建了24所希望小学，其中2所为凌峰解囊自建。大陆现已建起万余所希望小学，重新圆了贫困学子的读书梦。
一次，凌峰应邀到广西南宁为希望小学教师讲课，一下飞机就因胃出血晕倒，病情稍有好转，仍咬牙带病讲课。“教育不仅关乎一个孩子、一个家庭的命运，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。中国人帮中国人，救孩子就是救中国。我走了八千里路云和月，救助了8000多名失学儿童。”他欣慰地笑了。
“彼岸看我像鸟类，此岸看我像兽类，因为不鸟不兽，所以不伦不类”，凌峰戏谑道，“我既是稀有品种又是野生动物又是蝙蝠，蝙蝠有一个属性，就是它没有眼睛，一切跟着感觉走。”他自称刚好走在台湾的变革点上，加上文化基因、遗传基因相互作用，所以比较顽劣。说到此，他不禁乐出声来，“所以，我老婆称我为‘野生动物’。我不会附庸台湾所谓的主流价值，像大家一样每天非常忙碌地赚很多钱，我更多的兴趣是艺术，现在更多的兴趣是思考。我也很关心大陆的投资环境，尽管我没有开办工厂。”
凌峰称自己的特性是多血质、不安分，厌恶重复自己，对新的事物、新的挑战跃跃欲试，“我不办企业，不做商人，过去拍了很多电影，过后看了老是后悔，怎么会演那么烂的电影？所以，后来就不敢拍摄电影。电影、电视剧受各种因素制约，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我觉得浪费时间，我的光阴已经浪费很久了，不愿意再浪费。给后人留下一些可以回顾历史的镜头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”
“我是滚滚红尘中的一名电视人，是个孤独的先行者。我的经济一直很拮据，我要非常节省地过日子才能支撑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拍摄。”他毫不后悔自己的人生抉择，“我的人生追求是做自己，我很幸运，可以通过抵押、变卖房产，来做自己，实现拍摄真实的历史镜头的夙愿。